【已经有数以千计的战争作品，薄薄的和厚厚的，大名鼎鼎的和默默无闻的，更有很多人写文章评论这些作品。不过，那些书通通都是男人写男人的……关于战争的一切，我们都是从男人口中得到的。我们全都被男人的战争观念和战争感受俘获了，连语言都是男人式的。

女人们都沉默着，除我之外，没有谁去问过我们的外婆、我们的妈妈。连那些上过前线的女人们也都缄默不语，就算偶尔回忆，她们讲述的也不是女人的战争，而总是男人的战争。循规蹈矩，字斟句酌。

只有在自己家里，或是在前线闺蜜的小圈子里涕泪横流之后，她们才开始讲述自己的战争，那些我完全陌生的经历。不仅是我，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。在采访过程中，我不止一次成为见证者，是那些闻所未闻的全新故事的唯一倾听者。

——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】

我的第一次太可怕了……害怕极了……

我们卧倒后，我开始观测。这时我发现有个德国兵从战壕里站了起来，我手指一勾，他就倒下了。结果您知道怎样？我一个劲儿地哆嗦，浑身发抖，都能听到自己的骨头咯咯作响。

我哭了。以前我是朝靶子射击，根本不在乎。可是在这里，我是怎么把一个活人给打死了？我，杀死了某个与我素昧平生的人。我对他一无所知，却把他打死了。

但这种惶恐很快就过去了，经过是这样的：我们已经反攻了，一次，我们行军路过一个小镇，大概是在乌克兰。到达那里时，道路旁边有一座既像板棚又像房屋的建筑，已经辨认不清了。它刚刚遭到大火焚烧，火苗渐息，只留下一堆焦炭，剩下房基……很多姑娘都不敢靠近，我不知怎么就过去了。在焦炭里我们发现了人骨，还有烧光了珐琅质的五星帽徽。一定是我们的伤员或者俘虏在这儿被烧死了。从那儿以后，不管杀死多少敌人，我都无动于衷了，仿佛看到那些烧焦的五星帽徽……

我从前线回来时，头发全白了。我才二十一岁，却像个满头白发的小老太太。我负过重伤，脑袋也震伤了，一只耳朵听力很差。妈妈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我相信你准会回来的，我白天黑夜都在为你祈祷呀。”我哥哥已在前线阵亡了。

妈妈痛哭着说：

“无论生儿还是生女，如今全一个样。不过，他到底是个男子汉，有义务保卫祖国，而你却是个女孩子。我总在向上帝祈求：与其叫你受伤，倒不如被打死的好。我每天都要去火车站等火车。有一次看到一个被烧伤破相的女兵姑娘……我猛地一哆嗦，以为是你！后来我也一直为那姑娘祷告。”

我老家在车里亚宾斯克州，我家附近有各种金属采矿场。不知为啥总是在夜里搞爆破，只要爆破的炸药一响，我总是刹那间就从床上跳起来，头一件事就是抓起外套朝外跑，随便跑到哪儿去都行。这时妈妈就把我拽住，紧紧搂在怀里，像哄小孩一样地哄我：“睡吧睡吧。战争已经结束了。你已经回家了。”我好几次从床上一个跟头栽下来，去抓外套……妈妈的声音让我恢复意识：“我是你的妈妈呀，是妈妈……”她轻声细语地哄我，生怕大声会吓着我……

【屋子里暖融融的，可是玛丽亚?伊万诺夫娜裹着一条厚羊毛毯，还是浑身发冷的样子。她继续给我讲：】

我们很快就成了战士……您知道，那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时间去想事情。心里的感觉，真是冷暖自知……有一回，我们的侦察员抓到一个德国军官，有件事他十分疑惑：在他的阵地上有好多士兵被打死，而且都是打在脑壳上，还几乎都是同一个部位。他说，普通射手是不可能专打脑袋的，那么准确。“请你们告诉我，”他请求道，“这位打死我这么多士兵的射手是哪一个？我补充了大量士兵，可是每天都损失十来个人。”我们团长对他说：“很遗憾，我不能指给您看了，那是个年轻的女狙击手，已经牺牲了。”她就是萨莎?施利亚霍娃，是在单独执行狙击任务时牺牲的。使她遭殃的，是一条红围巾。她非常喜欢那条红围巾，由于红围巾在雪地里太显眼，结果暴露了伪装。当这个德国军官听到这一切都是一个姑娘干出来的时候，非常震撼，不知如何回答，再也说不出话来……他似乎是一个大人物，在把他押送莫斯科之前，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审问，他承认：“我从来没有和女人打过仗。你们都是一些美女……我们的宣传总是说在红军里面是没有女兵参战的，都是阴阳两性人……”他看来是百思不得其解……我永远忘不掉……

我们都是两人一组，从早到晚埋伏在战位上一动不动，眼睛酸痛流泪，手臂发麻，就连身子也由于紧张而失去知觉，真是难受极了。春天尤其难熬，雪就在你身体下面融化，整天就泡在水里。你就好像是在游水，可又经常被冻在土地上。天刚破晓，我们就得出发，直到夜幕降临才从前沿回来。我们通常卧在雪地里或爬到树梢上、蹲在棚子或被毁坏的房屋顶上，一连十二个钟头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我们在那里伪装好，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的观测位置。我们会尽量靠近敌人选择监视点，与德军堑壕的距离只有七百至八百米，还经常只有五百来米。在清晨我们甚至能听到他们讲话和笑声。

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点都不害怕…… 直到现在也想不通……

我们开始反攻了，推进十分迅速。但我们筋疲力尽，后勤保障又跟不上来，几乎是弹尽粮绝，连炊事车都被炮弹炸了个稀烂。我们一连三天三夜光吃面包干，大家舌头都磨破了，简直再也嚼不动那玩意儿了。我的搭档被打死了，于是我又带上一个新兵到前沿去。有一天，我们突然发现在中间地带有一匹小公马。它真漂亮，尾巴特别柔软……它悠然自得地溜达着，好像周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也根本不存在战争。我们听到德国人已经嚷了起来，原来我们也发现了它。我们的战士也在吵个不休：

“它要逃走了，用它煮一锅马肉汤就好了……”

“这么远的距离，冲锋枪可打不着……”

大家看着我们：

“狙击手过来了。现在就请她们打吧…… 快打呀， 姑娘们！”

我想都来不及细想，习惯性地先瞄准后开枪。小马腿一软，横倒下来，我似乎听到它在细声细气地嘶鸣，也许是幻觉，但我感觉到了。

事后我才想：我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这么漂亮可爱的小马，而我却把它杀了，要拿它来熬汤！可是当时，我听到身后有人在抽噎，回头一看，是那个新兵女娃。

“你怎么啦？”我问。

“我可怜那匹小马……”她眼睛里噙满泪水。

“哦哟——哟，好一副软心肠啊！可我们大家已饿了三天了。你可怜这匹马，是因为你还没有亲手埋葬过自己的战友。你去试试吧，一天全副武装赶三十公里路，而且空着肚子，是啥滋味？首先是要赶走德国鬼子，其次，我们也得活下去。我们是会心软的，但不是现在……你懂的，心软是以后的事……”

说完话，我又转过身看看那帮男兵，他们刚才还在怂恿我，大叫大喊地请求我开枪呢。而现在才过了几分钟啊，就谁都不再看我一眼了，好像从来就没发现我似的，每个人都在埋头干自己的事。他们在抽烟，在挖战壕……也有人在磨着什么东西……至于我怎么样，他们才不管呢，哪怕我坐在地上号啕痛哭！就好像我是个屠夫，我动刀杀生就那么轻轻松松、随随便便！其实，我从小就喜欢各种小动物，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我们家的母牛病了，家里人把它宰了。为这件事儿我还不停地哭了两天。可是今天呢，我“叭”的一枪就杀了一匹孤苦伶仃的小马。可以说，那是我两年多来见过的第一匹小马……

晚饭送来了。炊事员对我说：“嘿，狙击手真棒！……今天菜里见荤啦……”他们把饭盒留下来就走了。但是我们这几个姑娘坐在那儿，根本没去碰一下饭盒。我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噙着眼泪走出掩蔽部……姑娘们跟着我出来，异口同声地安慰我。她们很快地拿走各自的饭盒，吃了起来……

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啊……我永远忘不掉……

每天晚上，我们照例都要聊大天。聊些什么？当然，要聊家庭，聊自己的妈妈，聊已开赴前线的父亲和兄弟。我们还畅谈战后要干什么工作，谈我们会嫁给什么样的人，丈夫是否会爱我们，等等。我们连长故意逗我们说：

“哎哟，姑娘们！谁都觉得你们可爱。可是打完仗一准没人敢娶你们。你们打枪打得那么准，要是摔盘子准会摔中人家的脑门心，还不把丈夫的命给要了！”

我和丈夫是在战争中相识的，是一个团里的战友。他负过两次枪伤，一次震伤，从头至尾整个战争他都坚持下来了，后来在部队干了一辈子。对他根本不用解释什么是战争。我的脾气他心里完全有数。如果我可着大嗓门说话，他或者毫不在意，或者默不作声。我也学会对他宽容。我们养大了两个孩子，儿子和女儿，供他们读完了大学。

再对您讲些什么呢？……嗯，我复员后到了莫斯科。从莫斯科到自己家要乘车，步行有几公里。现在那儿通了地铁，可当时还是一片连一片的樱桃园和洼谷。当时那儿有一道很宽的深沟，我得穿过去。等我好不容易赶到那儿时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不用问，我不敢在夜里过这条深沟。当时我站在沟边上，不知怎么办才好：是返回去等第二天再说，还是鼓起勇气穿过去？现在想起来，真是太好笑了：前线都过来了，什么没见过？死人啦，各种各样的可怕景象啦。至今我还记得尸体的味道，和烟草气味混合在一起……可是到头来还是一个小姑娘的心态。想起我们从德国返回家园时，在途中的列车上，不知谁的旅行袋里窜出一只老鼠，一下子我们全车厢的姑娘们都乱了套，睡上铺的人从高处倒栽下来，吱哇乱叫。跟我们同路的大尉惊讶地说：“你们个个都得过战斗勋章，居然还会怕耗子。”

算我走运，这时一辆运货卡车开了过来。我想，这下有车可以搭了。

汽车刹住了。

“我要去狄雅柯夫村。”我大声说。

“我正好也到狄雅柯夫村去。”车上的年轻小伙子打开车门。

我钻进驾驶室，他把我的皮箱拎到车上，又上路了。他瞧着我的装束和奖章，问道：“你打死过几个德国人？”

我告诉他：“七十五个。”

他嘿嘿一笑： “ 吹牛！ 恐怕你连一个德国人都没有见过吧？”

我突然认出了这小伙子是谁。

“柯尔卡?契绍夫？真是你吗？你还记不记得，我给你系过红领巾？……”

战前我在母校当过一个时期的少先队辅导员。

“你是——玛露茜卡？”

“是我呀……”

“真的吗？”他停下了汽车。

“快送我回家吧，干吗在半路上停车？”我眼睛里噙满了泪水，我看到他也是这样。多么意外的相逢！

到了村里，他提着我的箱子跑进我家，手舞足蹈地对我妈说：

“快，我给您把女儿送回家啦！”

此情此景，怎么会忘记呢？

我回到家，一切都得从头开始。先要学会穿便鞋走路，我们在前线穿了三年长筒靴。我们习惯于扎腰带，笔挺地站着，而现在的衣服就像口袋似的套在身上，感到很不自在。我呆呆地看着长裙和连衣裙，已经感到陌生，因为在前线老是穿长裤，晚上把长裤洗干净，然后压在自己身下，躺在上面睡觉，我们把这叫作熨裤子。其实，裤子常常干不透，就得穿上它到严寒中去，结果立刻冻出一层冰壳壳。怎么学习穿裙子出门啊？双腿都迈不动。别看我们回来穿上老百姓的裙子和便鞋，可是一见到军官，还是不由自主地想举手敬礼。我们吃惯了军队伙食，完全由国家供给吃喝，而回来后得自己到粮店去买面包，按规定的定量去买。可是我们常常忘了付钱，幸好女售货员熟悉我们，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，但又不好意思提醒我们。

我们也就不付钞票，拿起东西就走。过后我们很难为情，第二天赶紧去赔礼道歉，再买上另外一些东西，付清全部钱款。我们需要重新学习所有日常生活，要找回平民生活的记忆，要正常过日子！去和谁学啊？跑去找邻里街坊，去问妈妈……

您听我说，我还想到这样的问题。战争打了几年？四年。

这么久啊……什么鸟儿啦，花儿啦，我全不记得了。其实，它们仍然是存在的，可是我确实想不起它们来。事情就是这般奇怪，是吧？……为啥要有彩色的战争电影啊？战场上一切都是黑色。要说有另一种颜色，那就是血色，只有鲜血是红色的……

我们在不太久之前，大概是七八年前吧，刚刚找到战友玛申卡?阿尔希莫娃。一位炮兵连长负了伤，她爬过去救他，一颗炮弹在她前头爆炸开，连长死了，她幸好还没来得及靠上去，但两条腿却被弹片削掉了，真是受尽折磨，我们全力为她包扎，竭尽所能地去救她。等我们用担架把她送到卫生营时，她却向我们哀求说：“姑娘们，朝我开一枪吧……我不想这样活下去……”她就这样哀求我们……苦苦哀求……她被送往后方医院后，我们又继续前进、反攻。等我们回来找她时，她已经音讯全无了。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在哪里，情况如何。许多年过去了……无论往哪儿写信询问，都没有回音。后来还是莫斯科七十三中的同学帮助了我们。男孩女孩们根据线索查找，在遥远的阿尔泰的一个残疾人疗养院里找到了她，当时已经是战后三十年了。这些年她住过许多残疾院，漂泊过多家医院，做过几十次手术。她躲避所有人，连亲生母亲都瞒着，不让她知道女儿还活着……我们接她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，大家都哭成一片。我们后来又安排她与母亲见了面……这是她们母女三十多年后的重新相逢啊。妈妈差点就疯了：“多么幸运啊，我的心脏早前差点没痛碎了。有福啊！”玛申卡反复唠叨说：“现在我不怕见人了，我已经老了。”是啊……简单说吧，这也是一场战争……

我记得我在夜里坐在掩体中，彻夜不眠，外面炮声隆隆，是我们的炮兵在射击……胜利在望，没人愿意死……我曾经宣过誓，军人的誓言，如果需要，我将会献出自己的生命，可是现在真的不想去死了。从战场上，就算你能活着回来，灵魂也是受伤的。现在我常常在想：伤了胳膊或伤了腿脚都没关系，哪怕整个身子都受了伤也无所谓。但伤了心灵，那就伤害大了。我们离家从军时，还十分年轻幼稚，都是些小毛丫头。我是在战火中长大成人的。妈妈在家里给我量过身高……我在战争中长高了十公分……

——克拉芙季娅?格利戈里耶夫娜?科罗辛娜

（上士，狙击手）

【采访后告别，她笨拙地向我伸出滚烫的双手，拥抱了我，又说了声：“对不起……”】

本文摘自 （白俄）S.A.阿列克谢耶维奇 著 《我是女兵，也是女人》，九州出版社，2015年10月著。